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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感染了新冠，不得不修养一阵子，直到现在身上还留有点后遗症，忠哥亲身经历了某些猪头专家口中所谓的“感冒”，直到在现在才有点精力来组织语言谈一点事。在这首先感谢群里和后台诸位读者们的关心，忠哥是用业余时间来用笔杆子发出呐喊的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如果哪天确实断更，没有再更新了，可能我被病毒或者资本肉体消灭了。言归正传，今天我们从历史的维度深刻的剖析下战争，然后再引古鉴今，思考下当今的新冠战争。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我准备分开写成一个系列
1822年，广州市中心珠江河畔的十三行发生了一场超级大火，这场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火虽大，但是并无人员伤亡。
一家在市中心的商行发生了火灾，原本这在历史上也没啥可值得留下笔墨的，但是有一个叫汪鼎的文人记载：火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熄结成一条，牢不可破。
银子在火灾中融化成液体，流入水沟里，待到火熄灭之后，融化的银再次凝固，覆盖了近二里地，变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银河”。
保守估计光白银就4000万两，至于十三行仓库里存放的货物以及别的贵金属损失，那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无法估量。
大家可能对4000万两白银没啥概念，战争开始的1840年清朝的全国财政收入大概就是4000万两。也就是说，在这珠江河畔的十三行所隐藏积累的财富富可敌国了，而这个国不是啥爪哇岛，而是当时世界第一GDP大国大清。
那关于这个广州十三行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近代史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接下来忠哥给你们挖下坟，来看看这帮早期的官僚资本。
我们在学生时期，听过闭关锁国导致清朝自绝于世界，造成信息闭塞与狂妄自大因而引发了落后。
学而不思则罔，这“锁国”一词最先是由谁提出来的呢？不好意思，忠哥查了下发现最早这个说法起源于汪精卫。
“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
当时小汪在当时的人眼里是个进步青年，他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换个大家熟悉的词，那就是他是当时社会的公知。大伙也知道，只要你有一定的影响力，放个屁也是香的，随着他的文章被大量复制粘贴党引用，“闭关锁国”这个词就变得深入民心。
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汪精卫用“锁国”描述清朝，并非是他自己思考的，他实际上也是个人云亦云的大喇叭。1903年他公费出国留学，被西方话语洗脑三年后写的上面那玩意。
近代中国的“锁国”的状态，其实最初都是出自西方强盗在与中国贸易过程中对中国的感受。西方通常喜欢以自己的立场和对错尺度看待和判断他者。他们选择了他们想说的，全盘掩盖了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与外界联系的，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说成是一种被动的接受。
而近代直到现代以来中国人开始有效学习西方，常常以西方之是为是，拿西方话语做真理，没了脑子。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洋大人放屁都是香的就是这帮人的标准形态。因此，汪精卫虽然在当时显示出“睁眼看世界”的视野，但却落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变成了跟着西方哔哔的大喇叭。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贸易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对于最普通的家庭来说，风调雨顺土地充盈的地方日常需要交易的东西主要是盐和农具。因此对于农耕文明的政府来说，只要掌控了盐和铁的贸易就几乎掌控了全国80%以上的贸易量。
农耕文明的政府掌控盐铁贸易通常获利并不是他们的最大的目的，防止投机倒把，囤货居奇稳定物价才是他们的底层需求。
在农耕文明，一家产的粮食只有在满足自家需求与赋税之后，才会拿出去进行贸易。用换的的银两增添一点非生活刚需的奢侈品或者社会服务，也有的会把钱攒下来换耕牛或者买土地扩大生产。
这种贸易层次最简单，因此如果出现贸易纠纷大不了不卖就是了，粮食对于农民来说用途很大，大不了卖不出去我用来养猪喂鸡。所以在农耕文明时代，政府需要处理因为贸易产生的纠纷的事情就非常少。
这种农耕文明时代的人民对待贸易的性格属性，也促使根植于农耕文明的政府也是这样一个属性。如果国家对外贸易产生了纠纷，或者事情变得很复杂了，我们大不了关起门来不与你们贸易保一方平安就是了。农耕文明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循环社会生态体系，贸易对于农耕文明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经商使人致富，而且劳动强度比起农耕对老百姓有着非常大的诱惑力。但是，古代生产力不足，在风调雨顺的时节，两个农民劳作只能养活8个人，这8个人还可能包括自己家里的老小。
因此生产力一直走在人口增长的钢丝上，稍不留神因气候变化，生产力崩了就会导致人口大面积死亡因而引发王朝动乱。
稍微有点脑子的统治者，都得想办法保证足够的农业人口才可能正真的保证全国人民有饭吃，才能保障社会根基的稳定。
如果一旦商机出现，有些人就弃农从商变富裕，这会在老百姓当中形成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这会引导老百姓变卖良田和家产跑去经商。而人人都跑去经商，会迅速导致市场变化饱和，像股票一样，后进者被套牢，那样经商就会变成一个坑人的东西。
而由于经商导致的农时耽误，错过一个节气就非常有可能导致今年的收成为零，而经商失败的人也自然没钱换粮食，国家更没了税收，这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农民被饿死，国家财政出现缺口，依旧会引发社会动荡。就像现在一样，人人都想去金融赚利吃息，人人都想买彩票或者在股票里赚大钱，没人当工人当农民去从事生产，国家依旧会发生巨大的社会性问题。
短期利益是一个很可怕的存在，而大部分人都看不到长远利益。古代统治者们自然早就明白了商业对当时生产力之下的社会稳定的危害，所以从社会道德文化宣传到法律都在对商业活动进行打压。
商业最初的底层逻辑就是互通有无的交换，相同的地方物产差异小，较远的地方物产差异大。物以稀为贵，差异越大，交换就越有利可图。再提升下高度就是国际贸易利润巨大。
这也是大航海时代初期，航海技术还不咋地的时候，欧洲的商人也要冒着生命远渡重洋来东亚贸易的原因。据说哪怕不遇到海上暴风以及那些奉旨打劫的皇家劫掠船的伤害，仅仅旅途中的疾病导致的减员就有20%之多，算上别的一些风险，出一趟海死亡率可能高达50%以上。
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号满载货物从广州回到瑞典，结果在快靠岸的时候在近海触礁沉没。随后船员从海里打捞上来大概货物的六分之一拿去销售之后，竟然支付了包括整条船在内的全部成本还获利14%。
前面说了农耕文明社会，官府希望老百姓老老实实当人矿，在地里刨食，但是国际贸易这么赚钱，上层社会的贵族们自然不能放过。于是把海禁了，由官府独家垄断经营自然成了最优方案。而且这样做还有个好处，杜绝了底层老百姓与西方接触，避免西方的思想荼毒百姓，让老百姓不安分。
换句话说，满清鞑虏贵族一直跟西方是有深度交流和沟通的，就拿康熙来说，康熙身边有个德国科隆传教士叫汤若望以及汤若望工作的继承者南怀仁，他们是继明朝利玛窦之后西方天主教安插过来剽窃中华文化，把中国的社会状态和重要的科学文学著作典籍搞回去的高级间谍。
他们也明白在中国这个社会，只有跟皇权最近的人才能搞到足够的书籍，于是他们来华后都是想方设法的接近权贵。
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文化与科学典籍的保护意识不够，因此并不明白中华文化对西方的文艺复兴的影响有多深厚。我一直强调科技的发展是具有延续性的，科技从0-1的突破具有偶然性以及得有厚积薄发的经历，而西方在经历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科技树压根没点，怎么就突然科技就爆发了，而且是全方位爆发。
其实这都是建立在当时最强大，人口最多的，科技树全方位发展的中国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良运动。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明朝当官的天主教传教士间谍利玛窦充分的发挥了复制党的作用，不管看不看得懂，都把中国的典籍抄下来叫人带回西方，然后召集了达芬奇和笛卡尔等小聪明们在梅森小屋里面搞翻译，这也导致了西方出了几个莫其妙的全能奇才，例如达芬奇他啥都懂，啥都会。其实他是个翻译家，在梅森小屋看了大量中国古代科技著作。为了掩盖他们剽窃文化的事实，还搞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文艺复兴，几百年后西方在消化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之后实现了科技的全面崛起。
清朝入关后，为了愚民，在民间大搞文字狱，将大量科技著作和文学作品以及思想著作都焚毁，只留下部分孤本在圆明园，例如中华几千年集大成的永乐大典就变成了孤本藏在了圆明园。后来第二次战争，西方强盗身边有着大量的传教士和历史学家，他们为了掩盖文艺复兴抄作业的的黑历史，以及打压华夏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干脆跑到圆明园放了一把火，把所有孤本都烧掉，死无对证。这文艺复兴的故事也就圆上了。
汤若望他准确的身份是继利玛窦之后天主教驻华代表，负责观察中国社会情况，传递相应情报以及复制中国社会产生的文化科技。同时为了方便接近一手决策信息，他们一直热衷于接近皇权，例如汤若望就服务国明清两朝皇帝，甚至到了康熙时代他还官至一品，成为康熙的老师，康熙也是个人才，从汤若望这里学了好几门外语。
同时他们为了取得当权者信任，对西方的一些信息也是避重就轻的叙述了一遍。虽然很多细节汤若望和后来的南怀仁没对当权者说，但是清政府的当权者对西方社会的科技与文化发展状况是了解的。由于见识有限，康熙他也不明白这些文化小偷到底会对未来造成什么危害。
同时，由于这种国外的高级间谍一直在中枢，因此他们对帝国的一些内情是非常了解的，同时他们因为是外国人，国家远在万里之外，中国的一些官僚对他们并不设防，谁会觉得这帮几万里外的化外蛮夷会对天朝产生威胁？
言归正传，清朝初期连年战争让国家民生凋敝，清朝贵族们很想把国际贸易这个油水给搞起来，但是由于以郑成功为代表的的明朝旧势力盘踞在东南沿海东南亚等地方。为了消灭明朝残余势力，清廷执行了更严厉的海禁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让贸易中断，让这些人没了收入来源。1661年，顺治下了迁界令，令山东至广州沿海百姓内迁50里，断绝东南残余势力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消耗了二十多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被平定，海禁熬死了郑成功等残明势力。
但是海禁导致大量农田被荒废，海产资源也不让开发，也使得中国沿海民生凋敝，老百姓饿死不计其数。这也导致了大量老百姓铤而走险当起了倭寇。其实倭寇里面日本人是少数，大量的是中国沿海流民，他们为了方便行事以日本为根据地，换了个日本马甲搞事情。我这不是给日本洗白，我只是阐述一个历史事实。倭寇里面日本人也有挺多，但更多的是中国沿海流民，这不是文章重点我们点一下接着聊。
此时东南沿海已经被平定，老百姓需求回到沿海地区种地，同时放开海上资源打渔成了底层的刚需诉求，而贵族集团呢馋巨额国际贸易白花花的银子。于是在这两个条件的综合作用力下，“迁界令”也就被废除。
于是在1684-1685年，康熙先后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当今上海地区）设立了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
满清官僚们你叫他们去吃喝玩乐他们自然是哪哪都懂，但是让他们去经商搞海外贸易，他们自然一脸懵逼。于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官府特许了部分商人团体作为国际贸易买卖的中间商，这些专营商业的人士在当时叫“行商”。搞中间商管理贸易满清这个套路很熟悉，满清入关之后就封了一批陆地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贸易代理的行商，例如皇家商号晋商。
这些行商就成为了外国人与中国内地商贩和商品链接的通道。这样既能把钱赚了，还能把老百姓与外国人隔绝开来，防止他们接触的信息多了思想开化了，知到满清在愚民。
毕竟满清皇帝康熙可是个西方通，懂多门外语，他知道专制了上千年的欧洲中世纪是怎么意外被十字军东征给搅乱的。因为当禁锢在土地上的老百姓化身十字军劫掠团战士出去打仗，见识多了自然就不信教会愚民的那套了。
同样的，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出去贸易，去西方世界开了眼，那仅仅三十多万人口的鞑奴怎么持续愚弄管理上亿的汉人？那国内的文字狱，以及曲解的孔孟之道，朱熹理学搞的文化还怎么进行的下去呢？
作为远离政治中心，水路发达，国际贸易最繁华的广州自然成为了行商候选人的最佳出处。于是鞑奴们最初选了广州当地十三家行商组成了大清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又名广州十三行，后来十三行里不仅仅只有十三家商行，但是依旧统一对外称作十三行。
当中国又开始恢复国际贸易了，负责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闻风而动，迅速调集了大批商船满载白银前往广州采购天量中国商品然后回国出售。
欧洲人对商业的态度与农耕文明的中国人对商业的态度完全不同，我在之前的关于文明本质的分析中就给出过答案，西方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强盗劫掠文明，而东方中国是一个生产型文明。具体的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文章《欧美文明本质---劫掠文明（上）》和《中华文明本质一一大一统的生产型文明（下）》。
对于进入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劫掠和贸易才是商业的本质。生产？那是奴隶和人矿们该做的事情，我只负责获利，获利是生活的必需品。
获利的方式过去可能是打劫，现在依旧是打劫，只是稍微文明了点叫做不平等贸易。
西方社会经历千年从来就没学会沉下心来好好种地的文化，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推动，西方获利颇丰，人口也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怎么养活这么多人？把人口输送出去殖民是一个办法，从海外通过海外贸易掠夺又是另外一个办法。
没人会傻乎乎的躺平给你掠夺，于是乎持剑经商或者说暴力经商深入西方人的文化。商船装上炮是战船，把炮用油布盖上，又是商船。英国在崛起过程中，皇家海军既是海盗，又是商船，还是战舰。遇到对方商船他们是海盗，遇到对面战舰他们是皇家海军，航线稳定之后他们又变成了商船。他们简称皇家私掠船，历史书上是号称奉旨打劫。
美国建国之初也学习了英国的优良传统，华盛顿和杰斐逊也是资助一票加勒比海盗打劫英国商船。纵观英美崛起的过程，他们都是海盗起家的，只是日不落旗帜插遍全球后，打劫也就没啥油水了，于是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利用规则获利远比海盗打劫获利丰厚。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是西方社会人人都想要的硬通货。丝绸和瓷器类似现代的名包和名车，人人都想家里有一个，如果钱多的话那来十个百个都是乐此不疲，土豪朋友之间日常交流装B必备神器。毕竟前面说过，国家贸易漂洋过海来到西方人手中，这商品上面指不定沾了多少人命呢。
很多人不是很理解为啥茶叶会是西方社会刚需，其实是因为你站在了现代人的视角看问题。有时候一些历史性问题，你得设身处地的换位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人的文化逻辑和思考方式上去考虑。你现在轻而易举明白的事情，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可啥也不懂。
当时欧洲人喝水取的是井水和河水，当时欧洲人卫生意识非常不到位，随地大小便，排污入河这都是基操。这水没经过过滤，味道非常难以描述，欧洲人平均支付日常收入的10%也要搞点茶叶煮茶喝，这可想而知这水啥味。
咖啡那么苦，在当时社会普及度不高，加上产量有限暂时还只是小范围圈子里供应。另一方面，茶和咖啡看似都是饮料却有个本质区别。
所以满载东方商品的商船一靠岸就被蜂拥而至的二道商人拍走，而且一个比一个叫价要高，前面说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就是这样的情况。
中国商品如此畅销，而中国社会处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欧洲搞得那些玩意中国老百姓也没个需求的呀。短时间问题不大，但是长此以往国际贸易就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
此时欧洲也将白银当做主要流通货币使用，现在大量白银流向了中国，而且你还没点办法赚回来，这造成了欧洲社会的通货紧缩。资本天生就对货币有上瘾性的依赖。货币扩张与资本扩张是一母双生的存在。而中国与欧洲天量的商品贸易，让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对货币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贸易黑洞，这让欧洲资本家们恨得牙痒痒。
而且随着欧洲人口的增加对货币的需求愈发紧张，虽然白银开采与提炼速度有所增加，但是跟流入中国的速度差太远，这中国开关没几年就又给西方国家干通货紧缩了。
十三行你可以看做是一个大型商会，里面也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是整体的对外贸易是由商会集体垄断的。十三行在前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由官方遴选来产生，类似现代的包税投标制度。但是随着某些家族的座大，逐渐的这种遴选制度就变成了家族潜规则世袭垄断的制度。
每一种制度执行一旦超过三十年，起弊端和漏洞就会卡BUG的人摸清楚。制度也会慢慢的变成为有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巩固利益的工具。
十三行的垄断算是一种历史趋势，它既符合乾隆的利益立场，也符合十三行里面的土豪与官僚的利益格局。在马戈尔尼访华之前，十三行的垄断已经搞得洋人快炸毛了，有个中文名叫洪任辉的英国人曾尝试打破广州十三行的垄断，于是上书乾隆陈明利弊，要求开放更多的地方性商行参与竞争，让东部沿海除了广州都能富裕起来，让更多的中国商品流向西方世界。
洪任辉是个外国人，他有商业竞争思维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毕竟垄断这玩意不利于国际贸易。而且茶叶也好，丝绸和瓷器也好，虽然是现在的中国生产的质量最高，但是印度 日本等国家都在偷学技术，种植茶叶开始从国际贸易中分一杯羹。长此以往，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对中国对外国际贸易是不利的。
结果十三行的土豪们买通顶级官僚，上书乾隆，找了个由头把这个洪任辉给咔嚓了，而且参与上书的一众底层官员有一个算一个都给咔嚓了。
在1792年的时候，英王派马戈尔尼以祝贺乾隆八十大寿为名，装了满满一船当时价值1.3万英镑的顶尖科学技术产品作为礼物，提出清廷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并设立使馆和英国人居之地以及允许传教等要求。
这些礼品里面包括了蒸汽机等工业机器，新式卡宾枪，枪以及榴弹炮等高科技武器，以及装备110门火炮的君主级战舰模型，还有标注山川河流的地球仪和天体运行仪，何哲尔望远镜等等，几乎算是把万国博览会开到了紫禁城。
清廷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统治大部分人的剥削者，自然不能把口岸放开了让愚民的国策失效，因此不可能答应马戈尔尼的要求。
我之前说过清廷上层身边一直都有外国间谍，乾隆甚至为了解西方的局势发展还在中亚设置了情报站，希望比船运更快的获得西方的信息。
所以这个所谓的好大喜功，自诩盛世的“十全老人”他并不是一个啥都不懂狂妄自大的人。
根据史书记载，清廷以马戈尔尼进门不下跪为由拒绝了这次合作。于是乎，后代专家学者就把乾隆描述成了固步自封的形象，极其可笑。别人统治者考虑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维护自身利益的稳固，至于赚不赚钱赚多少钱，十三行在帮忙垄断搞钱，嘛要多开口岸自己跟自己竞争压低商品的价值呢?
所以看到这一个，我们实际上不难发现，我前面所说的汪精卫人云亦云的说清朝闭关锁国其实是站在西方人的视角看问题的。因为对于西方人来收，他们盼望清朝打开关卡，让他们能去更多地方做生意，来减少相关成本，结果清廷搞了个十三行来垄断贸易，这在他们眼里不就是闭关锁国了嘛。当然你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确实老百姓无法参与到这种国际贸易之中，但是如果站在全盘来看，清朝并没有完全的把自己关进小黑屋里。
我前面提到过，清廷一开关，东印度公司就闻风而动过来贸易，那东印度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600年2月，由于当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绕过好望角的国际贸易风险巨大。为了分摊风险，每艘即将远洋的船基本都是由多个商人集合募资进行的，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依旧跟赌博一样，到底船能不能安全返航都是个未知数。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当中的安东尼就是因为向犹太放贷的夏洛克借贷，投资了前往东方的商船发生意外而导致破产。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荷兰之前也有个东印度公司）就慢慢的开始募股成立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同时由于当时中国还比较强大，列强们有想法也只能放心里。甚至面对十三行的高额垄断盘剥也只能吃个哑巴亏。据史料记载，清廷通过十三行设置在洋商身上多达二十多种杂税，但哪怕是这样，东印度公司依旧是有利可图。可是谁不想利润更丰厚一点呢？
而且西方文化底层逻辑就代表他们是一群为利而生的强盗，若不是拳头不够硬，怎会是吃下这个哑巴亏呢？
大清国内以传教的名义寻找代理人，通过这一些黄色面孔的代理人，用金钱开路腐蚀重要节点的官员，对洋人的渗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通过资助和洗脑一部分中国人，让他们组织底层困苦的人民，发动，加速这个腐朽的王朝的败亡。
我之前有一期《太平天国背后的境外势力》深挖过洪秀全搞事情的经历，用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就是给清朝底层穷苦和不得志者灌输以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国外的强大。让他们开了眼，让他们感受到清朝鞑奴政府对底层人民的愚弄以及清朝官僚的腐朽，同时以革命和高大尚的为生民立命的名义资助他们搞“”。（站在当代清朝顺民眼里这自然算是国外势力资助下的。）
2001年时，《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做过一个统计，统计了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入选。
这6个千年级别的世界首富当中，其余五人都是大权在握的权阀级存在，唯独伍秉鉴却是例外。而这个伍秉鉴就是十三行里面的，伍秉鉴又叫“伍敦元”或者“伍浩官”。
十三行里面的垄断贸易可以说是利润丰厚无比了，但是这还不足以使伍秉鉴成为千年级别的历史首富，我们接着往下挖。
伍秉鉴是广州十三行当中怡和行的掌柜，1834年，伍家自己对外声称他们的财富估计折合白银1300万两。中国人一直有个特性，那就是低调不炫富，伍秉鉴对外声称的这个财富到底与实际财富打了几折，我想只有天知道。哪怕仅仅是这1300万两也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身价的三倍多。当时美国最富有的白人身价是350万两的水准。
而伍秉鉴仅仅是十三行当中的一家，在历史上加入十三行的行商数量10-50不等，最早的时候是十三家，后来最多的时候发展出了50家，到后面垄断之后大鱼吃小鱼玩到了10家，依旧叫做十三行。
东印度公司与十三行在乾隆死后进行了深度利益捆绑，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看，十三行这些官商全部符合西方对一个资本家的定义。
这些行商一直通过贸易途径与世界往来密切，他们对世界的变化与局势了如指掌。很多西方的现今商业理念也被他们学来，因此他们与西方资本家几乎无异，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披着鞑奴的官袍，但是他们是一群唯利是图的西式标准的资本商人。商人自然是要求利，其余的社会道德，人伦纲常压根啥也不是。至于民族大义？呵呵
以伍秉鉴为例，在早期垄断贸易的便利下，行商家族积累了天量财富，他们花费重金买通各个节点的官僚，还同时给自己买了三品顶戴花翎。另一方面，伍秉鉴是横跨美国泛美铁路的间接头号投资人。
中国人做生意都喜欢闷声发大财，伍秉鉴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自己过于高调，搞了个代理人在美国投资了泛美铁路，而且一投就是一号股东。同时，东印度公司经常因为白银流动性紧缺的问题，向伍秉鉴借贷，伍秉鉴一度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头号债权人。
至于其他行商，都或多或少拿着真金白银对欧美进行了投资。要知道那时候，大量白银都流入中国，没有货币就没有投资，而货币掌控在了十三行等人手里，这里面的道道大家自行理解。
在和十三行进行深度利益捆绑之后，东印度公司为了挽回贸易逆差，于是开始借助十三行在大清国内的影响力，准备与十三行开展更大利润品类---的合作。
10月21日，#iPhone16官旗多款机型破发#冲上热搜。在2024年“双11”电商节中，苹果发布仅1个月的iPhone 16系列全系迎来降价，这是新机发布以来官方渠道首次降价。有网友评论表示，“换与不换，还在纠结中”。也有人说，“你不买他不买，月底还能降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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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1日结束本学期工作，共19周;根据重庆市教委此前发布的《重庆市中小学2024-2025年学年度校历》，第一学期2024年9月2日开学行课，2025年1月18日起放寒假。
①“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也是秋季向冬季过渡的节气。② 防寒保暖，及时增加衣物，清热泻火，防止内火引外寒。③冷空气活动频繁，要注意防寒保暖。
23日24时，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开启。综合多家机构观点，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或成大概率事件。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先涨后跌。起初因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导致油价连续上涨，布伦特一度涨至80美元位置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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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作者，写作不易，文中会有5s广告，观看后可免费阅读全文。不知从何时开始，当好人做好事变成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路上遇到老人摔跤，扶还是不扶?
